周恩来关心孙中山伦敦受难室

（一）

1962年，我被任命为驻英国临时代办。

英国代理机构位于伦敦波特兰街 49-51 号。原为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大使馆。原为清政府购置的公使馆建筑。

这是一座建于18世纪的两层砖木结构建筑。由于年久失修，许多砖木腐烂，逐渐成为危楼。

此时，机关工作人员逐渐增多，大楼已不足以使用。大约1/3的员工租用其他建筑物作为办公场所。房租很贵，工作也很不方便。

我们原本想拆除重建，但根据当地规定，砵兰街的任何房屋重建后都必须保持原来的外观和高度，费用约为70万英镑。

中国驻伦敦大使馆老照片来自网络

高度无法增加，建筑面积无法增加，无法解决集中办公住宿问题。

经过调查发现，如果出售现在的建筑，所得收益可以购买更大的土地，并用70万英镑建造一栋符合需要的新建筑。

这个方案比较划算，已报外交部批准。由于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未能恢复。

（二）

1963年秋，我回国度假。周恩来总理来找我谈话时，我提到了博物馆大楼的重建。

首相表示，他已经看过该机构向外交部提交的报告。他说：

1921年1月，他前往英国，停留一个多月。他本来想申请爱丁堡大学，但因为费用太贵，所以转学到了法国。

他在伦敦的时候参观过波特兰街，觉得那里的环境非常好。

总理问道：

孙中山先生在伦敦遇到了麻烦。他竟然被囚禁在这个地方了？

我说：

他被关押在清使馆厢房的阁楼里，面积约十平方米，光线非常暗。临街的墙上只有一扇装有铁栅栏的窗户。没有窗框或玻璃。

总理说：

由于没有玻璃，孙先生可以将一封信扔出窗外，这封信被路人捡到并交给了坎特利，救了他。

我说：

过去，国民党内也有人说过这样的言论。我读过孙先生英文写的《伦敦被遗忘》，也读过几本英国人写的关于这一事件细节的书。与那句话不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总理很感兴趣，请我谈谈。这件事我曾多次向一些访问英国的中国同志讲过，印象很深。所以，我对总理说：

1895年10月，孙先生在广州发动第一次起义，但失败。他避难日本，后来又去了美国。

清政府下令各大驻外使馆密切关注“重犯孙文”的行踪，想方设法将其诱捕送回追究。

1896年9月广州哪里有正规的婚外情调查公司，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龚兆元接到驻美国使馆公使的电报，称孙文要从纽约乘船前往英国。

于是，宫兆元要求使馆英国参赞马格利出钱聘请侦探社调查并跟踪孙文。

孙先生于9月30日抵达英国，入住酒店，并分别拜访了在香港西医学院学习时的英国老师坎特利和孟胜。

侦探社立即将这些情况报告给了马格里。 10 月 11 日是星期日。孙先生去教堂做礼拜。途中他遇到了三个中国人，并邀请孙先生喝茶。

孙先生重视与华侨交友，并追随华侨。没想到，这三人竟然是宫兆元的手下。他们将孙先生骗进清使馆，并将其囚禁在阁楼里。宫兆元派人严密看守。

孙先生写信给坎特利，请狱卒转达，并给他好处，但狱卒不敢接受。随后，孙先生将信用硬币包裹起来，试图将其扔出窗外，扔到街上，但被警卫发现并带走。

随后龚兆元给官府发密信，说自己租了一艘船，还缺七千斤。他要求尽快汇出。接到后，他偷偷把孙文放在船上广州侦探社，驶往广州。

清政府回电同意了。使馆英国雇员霍维夫人看到电报，听说孙文要被处决，于是请使馆英国雇员科尔分散警卫的注意力，并告诉孙先生。

孙先生用英文将这些情况的要点写在名片上，科尔将其交给了坎特利。

坎特利找到了孟胜。他们首先聘请侦探在使馆外进行监视，然后向伦敦警察厅、英国外交部和泰晤士报报告。

这时，伦敦警察厅发现大清大使馆包租了一艘开往广州的船只，立即向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报告。同时，还派了一些警察拿着孙先生的照片在使馆周围巡逻，阻止孙先生这样做。被带走了。

英国外交大臣不希望事态升级，通过私人渠道劝说龚兆元释放。但龚兆元否认拘留孙文。

英国外交部责令马格里书面报告实情，并据此致函龚兆元，指出清使使馆擅自逮捕和监禁政治犯，违反了外交特权范围。如果不释放他们，英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

龚兆元回信说：孙文是清朝臣民，自动进入清使馆。清使馆是清朝的领土，英国政府无权干涉。

总理说：

这封回信有一定的分量。我估计宫兆元还不到这个级别。这可能是马格利的主意。

我说：

坎特利有一个更好的主意。他和孟胜促使多家有影响力的报纸以“惊人新闻”等标题公开揭露孙中山是一位受过英国教育的医生和虔诚的基督徒。 ，反对清政府的暴政，同情受苦受难的同胞。

清朝大使馆竟然在英国境内逮捕并监禁了这位30岁的爱国志士，并准备将他送回北京处决。英国公众绝对不会允许这样做。

这些报道引发公愤，大批英国人包围了清朝大使馆。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龚兆元被迫释放了孙先生。

次日，他收到清政府汇款七千镑，但无果。

1962年，熊向晖夫妇与美国著名学者杜波依斯博士（右一）夫妇（右二）合影

总理问道：

孙先生在伦敦受苦了几天？出来后，他还会暂时留在英国吗？

我说：

孙先生于10月11日被骗进使馆，10月23日被释放，共13天。

伦敦的灾难是孙先生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件事使年轻的孙先生成为国际名人，大大提高了他的威信和影响力。

他继续在英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并结识了许多英国名人和学者，开阔了他的视野。

他还经常去大英博物馆学习，认真研究现代政治经济思想。他认识到除了国家公民权利之外，民生问题也需要解决，并初步形成了三民原则的思想。

总理说：

这个历史材料应该写下来。如果能找到孙先生当时写给坎特利的名片就更有价值了。

我说：

我看过英国人写的书的影印本。

总理问道：

现在关押孙先生的房子有什么用呢？

我说：

1933年，国民党当局将该屋辟为纪念室，并挂有“孙中山逝世室”木匾，至今仍在那里。

华侨认为这是不敬，称其为“孙中山先生的伦敦坩埚室”。

1937年，孔祥熙出席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孙先生铜像立于此处，现留存于此。

总理问道：

现在有海外华人来访吗？

我说：

经常有海外华人，不仅是英国华侨，还有外国人——不仅仅是英国人要求参观。

然而，那栋房子随时都有可能倒塌。楼梯蜿蜒、陡峭、狭窄，木板摇摇欲坠。如果你不小心，你可能会遇到危险。

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准人员进入。

总理说：

你们向外交部提交的要求出售砵兰街房屋的报告，并没有提到孙先生受难的房间就在那里。

如果我今天没有问你，我就不会知道。卖不卖房子首先要从政治上考虑。

1956年，毛主席的著作《纪念孙中山先生》出版。主席在这篇文章中说，孙先生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一位引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现代中国人除反动派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董事长列举了孙先生的丰功伟绩，称赞孙先生既伟大又谦虚。他不仅注重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状况，也注重研究外国情况。

主席指出，孙先生一生致力于改造中国。他真的很努力，死了。

你刚才说伦敦惨案是孙先生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不言而喻，孙先生遭遇惨案的地方是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

就连国民党也知道应该设立孙先生的刑室。很多华侨、外国人要求参观，但你实际上是想卖掉它。

幸好今天我问了你。不然我同意卖了，怎么配得上我们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呢？我该如何向崇拜孙先生的海外华人和外国友人解释呢？如何向继承孙先生革命事业的中国人民交待？如何向历史解释？

我说：

首相的批评是正确的。我只考虑经济问题，不考虑政治。

总理说：

经济问题是应该考虑的，但在这样的事情上，不能只考虑经济问题。卖掉或者毁掉孙先生遭受灾难的地方。以后无论花多少钱，都无法挽回。

现在可以决定，砵兰街的房子不会出售，而是按照原来的样子和高度重建。

如果房子不够用，就另想办法。虽然国民经济困难，但为了纪念孙先生，这笔钱不能省。

我派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建筑师到伦敦进行实地考察，然后回来进行设计。要在原址重建孙先生的受难室，就必须保持原样。

既然是重建的，当然必须很坚固，但原貌应该不能改变。例如，原来有铁栏杆的窗户不宜改为玻璃窗。

如果不保持原样、美化，就失去了纪念意义，也没有教育作用。今后，原有的木匾、铜像将原样放入，屋内原有的陈设也不会增加或减少。这就是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历史文物。

总理还表示，大楼竣工后，请主席题写“孙中山先生伦敦坩埚室”，做成一块牌匾，挂在门外。请郭先生将主席亲笔写下的《纪念孙中山先生》全文，嵌在玻璃框内，挂在室外墙壁上。

首相最后说道：

我想把这件事告诉孙太太，对她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三）

我回任后，外交部拨款70万英镑。不久后，周总理派建筑师戴念慈前往伦敦考察，对孙中山受难室进行了详细的测绘，收集了该建筑拆除和建造的相关资料，并带回北京进行设计。

机构安排好拆建过程中的办公用房后，将正式办理拆建手续。

这时，我突然收到英国遗产保护协会的通知，上面写着：

中方机构的三座大厅是“亚当建筑”，必须保存，不得破坏。

所谓“亚当建筑”，是指18世纪英国著名设计师、建筑师罗伯特·亚当和詹姆斯·亚当兄弟设计建造的建筑。

该机构拥有三座金碧辉煌的大厅，尤其是宏伟的天花板，是亚当兄弟设计建造的建筑艺术珍品。如果要保留这三个大厅，整个拆除工程就不可能了。

据了解，这个文物保护协会是一个民间组织，但享有公认的权威。协会规定保留的建筑，任何工程公司和施工单位都不敢拆除。

英国外交部无能为力，建议该机构直接与该协会进行谈判。不过，会议不按正常办公时间举行。它每年召开两到三次会议，仅在会议期间讨论和决定问题。

该机构致函该协会，称该建筑处于破旧状态，并附有英国工程师的证明。作为外交机构广州哪里有靠谱私人调查公司，希望委员会立即同意拆除和建设。

几个月后，该协会回应称，它有责任保护英国所有现有的亚当建筑，不允许任何例外。

该机构还致函协会，建议重建时可以按原样复制大厅。几个月后，该协会回复称，该仿制品并非现有的亚当大楼广州侦探社，无法获得批准。

该机构又向该协会发出了一封信，表示一旦建筑物倒塌，现有的亚当大厅将不复存在。如何保存呢？

几个月后，该协会回应称，它负责保护英国现有的亚当建筑，不会回答“假设”的问题。

经多方询问发现，该协会并非故意刁难，而是恪守“保护英国现有亚当建筑”的规定，并没有表现出偏袒。

有关专家得出结论，该机构拆建图书馆建筑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进行：

一是如果建筑物自行倒塌，则不遵守上述规定，二是协会主动更改上述规定。

然而，到1966年底，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建筑也无法拆除或重建。

1967年，熊向晖从英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前夕

1967年1月，我被调回中国，但没有派出新的特工。我在“炮轰”和“炮火”下度过了两年，再也没有问过这件事。

1972年3月，英国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立场，决定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机构。

至此，中国政府同意将双方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然而，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成立后，使馆大楼的拆建问题仍不明朗。

（四）

1973年9月，我奉命辞去驻墨西哥大使职务回国。不久，周总理来找我谈话。

最后，总理说道：

驻英国使馆提议重建使馆馆舍，他已指示伦敦孙中山受难室必须重建并保持原样，并已要求外交部与我联系。

两天后，外交部副部长付浩给我看了总理的批准文件，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向他详细介绍了十年前总理对此事的批示和处理过程。

关于孙先生避难硐室原样保留的工程问题，我建议他向戴念慈同志进一步了解。付浩同志说：

孙太太也很关心这件事。

1976年广州侦探社，首相去世。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把我知道总理交待但生前未能完成的事情写下来。第一个是按原貌重建孙中山伦敦受难室。

（五）

1986年6月10日，《人民日报》第六版刊登了新华社的电报和传真照片，标题为《胡耀邦参观孙中山先生受难室》。

快讯称：

新华社伦敦6月8日电（记者程克雄）正在英国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今天下午来到中国使馆并拜谒了使馆内的孙中山先生伦敦苦难室。”

“胡耀邦同志在李鹏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的陪同下，走进关押孙中山先生十二天的刑讯室……”

“孙中山先生受难室建于1933年，不久前重新装修过。”

“胡耀邦总书记……挥毫写下了‘孙中山先生受难室’八个大字。”

我坐在后座，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是什么时候建的。是建在砵兰街吗？如果是的话，原来的外貌和身高有变化吗？三个“亚当霍尔”怎么了？

——这封电报没有提及，当然也不必提及。

但我感觉这封电报少了一句话，那就是：

孙中山先生的伦敦通道室是按照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指示重建的。

——我猜记者不写这句话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

伦敦“孙中山先生纪念室”。房间中央有一尊孙中山铜像。

传真照片是随这封电报附上的。当然，应该重点表现“参观孙中山先生受难室”的三位同志，而不是表现整个“受难室”。

从这张照片来看，刻有“孙中山先生通道室”的木匾还在，孙先生的半身铜像还在；

但看不到临街的铁栅窗，也看不到“翻新”后的孙先生受难室是否仍是周总理生前设想的样子。

不管是否保持不变，重要的是新建的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设有伦敦孙中山先生受难室。

这样，这一重要的历史遗迹就不会丢失，而从这个方面来说，“现代中国人”作为“孙先生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表达了建立“孙中山先生”的“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伟大成就”。 “真诚的记忆和崇高的敬意。

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伦敦提出并关注孙中山先生殉难地，并在伦敦重建了孙中山先生被钉十字架的房间。

谨写此文，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16周年。